东方公司·流民潮的尾声
万历四十五年七月，京师
要说万历四十五年真就是不消停，南北两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基本上整个大明都受了灾，这样的大的范围也可称得上前无古人了。
月初先是闹日食，天有异象必有妖孽，于是乎早就看万历皇帝不顺眼的一众朝臣便纷纷拿他不上朝说事。紧接着吴道南又丁忧了，内阁就又剩下方从哲老哥一个了，开启了“一人一相一内阁”时代。
不过还好，虽然内阁只有他老哥一个，得亏四十四年末万历皇帝补充了一批官员，朝廷各项事务还都算有人张罗，也着实让方从哲轻松了不少。
尤其是京师流民安置的章程，方从哲很是认可，他是不好让朱由梼赤膊上阵来参赞相关事务的，就命顺天府将一应的流程和方法仔细整理，请到万历皇帝的旨意后，便向两京一十三省推而广之。
虽说各省、府、州、县，各有各的情况，但保安局和顺天府的经验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尤其是公开表彰捐助的商户和善民，以及捐助款项的使用公示，使得很多府、州、县都筹集到了用以赈济灾民的资金和物资。
现如今大明的士绅还都怀着“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如果没有公开表彰和支出公示，很多士绅可能不会捐助救济灾民，但是当捐助行为被公开后，是否捐助或者捐助多少便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舆论。
而文人士绅注重的、标榜的、依仗的、赖以生存的便是风评，文采出众永远是首位的，其次便是官声和民望。
在朝的不管如何不干人事，官声也是要讲求的，官声不好即便是没有对头仇家从中作梗，想要升官也绝对不会容易，弄不好赶上党争，那就是人家集火攻击的首选目标。
在野的即便是再怎么鱼肉乡里，民望也是要注重的，没有民望即便是根基再怎么深厚，也都是镜花水月，万一摊上海刚峰那般的愣头青，没有民望还真就容易被当做恶霸乡绅处置，去给人家做那积攒官声的垫脚石。
由此，这各省、府、州、县在闹市纷纷立起来的“赈灾捐助榜”一时间竟隐约有了带有十足铜臭味的“明代月旦评”的意味了，上了榜的自然而然的有了“善人”的名号，不少平日里欺男霸女的正经土豪劣绅也都将榜单当做了洗白的手段，就图在善举榜上有名。
日常中修桥铺路、造福乡里的实在良善士绅也都看着赈灾捐助每一笔都是仔细清楚的列明支出，想的也是有官府组织赈济效率更高，远比自己这样单打独斗更能救民，也更利于组织恢复生产。
由此两京一十三省还真就以这样的方式井然有序的组织起来救灾事宜。
话再说回来，朱由梼打心里是不信任现如今朝廷地方这些衣冠禽兽的，虽说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尸位素餐，但再好的办法没有监督那也是不成的。
京师这边朝廷上下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吴维东、张胡清等一众官佐是绝对不敢玩花活的，可是下面省、府、州、县谁能保证就不出现贪墨和挪用呢！到不是一定要搞得水至清则无鱼的地步，可在封建统治体系内，“救民先救官”还是应有之意。在朱由梼的认知中，募集的善款五成能够实实在在用于救灾赈济，这事便算是成功。
所以他在帮着顺天府编撰提交内阁的卷宗时，还特意的强调三点，一是要有强有力的调度和组织，不说如臂使指，但也要上下一盘棋；二是杜绝一切掣肘和非必要的官面文章，一切以赈济速率为第一要务；三是要组织有效的巡查或是审计，尽可能的减少损耗和浪费。
朱由梼的顾虑，久历宦海的方从哲更是深有体会，对于救灾事宜的督导和巡查，他想的可远比朱由梼要深得多，而且权谋之道他更是能甩朱由梼十条街。
于是方从哲便再一次充分的利用了朝廷的各个朋党。
首先两京一十三省，各党都有自己的地盘，那么他便就让各党的话事人自己认领各省的赈灾事宜，要求只有两点，第一少死人，第二便是控制住流民。
少死人很好办，按照全省在册丁口的一成核算，低于这个数，就是赈灾得力，超过这个数，那就是玩忽职守。控制流民就麻烦些，但要求也是明确的，那便是各省的流民就地安置、坚决不得出省，流民出了省，那就等着待参吧！
他与各个朋党的话事人也是说的清楚，各党所辖的哪个省出了问题，上至左右布政使下到各县的知县的位置统统让出来，让搞得好的朋党接手。而且方从哲还保证，他会在朝廷中杜绝一切掣肘，在各省有序恢复生产前，任何的弹劾他都会押在内阁，让地方上的都能放开手脚踏踏实实的干。
要说这些朋党的话事人及一众大佬虽然平时都恨不得生啖对方的肉，但这时候诸党之间再怎么龌龊，也都是政见之争，还没有弄到单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地步，真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都是责无旁贷，更何况这把的彩头也确实的够分量了。
所以认领的事还真没费多大的周折。浙党这边领了南直隶、河南，楚党认下了湖广、广东，晋党接下了山西、陕西、山东，东林党负责江西、福建。
于是各党便组织在京的精干力量，火速派往各省协调联络赈灾事宜，一时间朝廷上竟然没有人掐架了，原本相互间因为鸡毛蒜皮而吵得不可开交，现在却又因为粮食、物资调配的事情频频交通往来。
速度最快的便是浙党，京里的骨干还没抵达，浙江那边便开始向南直隶、河南调拨粮食，他们的套路完全就按照朱由梼的来，直接就是以工代赈，河南这边上来便是对黄河清淤、南直隶则是整理淮河流域，如此大的手笔完全是靠着江浙财团强大的资金自持。
晋党这头也是不甘于人后的，虽说陕西灾情严重，山东地面不稳，表里河山山西虽也是受灾，但晋商的底蕴却也是不容小觑的，比不得江浙财团财大气粗，人家走的是精打细算的路子。以府为单位，干的都是修桥补路的营生来分流灾民，将“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养猪”的套路贯彻的是直达骨髓！
不同于浙党、晋党靠金主的套路，楚党这边充分发挥地主士绅的作用，以宗族为基础，一方面积极控制水患，一方面抓紧组织恢复生产。官府这头则是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协调各州县乡互通有无。老话讲“湖广熟、天下足”，湖广虽然尚没有发展起成组织的财团商会，但是起底蕴绝不比浙江差多少，一番组织下来局面便就稳定了。
至于东林党吗，嗨，人家嘴炮厉害，从上到下就是忽悠，全力占领道德至高点，江西、福建各级官府就是老老实实的按照内阁转发顺天府的公文办，唯独以工代赈的事提都没提。不过好歹地方士绅乡老们还算是给力，好歹也算是控制住了局面，但要是和其他各省相比，差的可就有点多了。
如此，到了四十五年九月，受灾各省还真就都消停了下来，各党各派除了留下精干协助地方官府，话事人和大佬也就都纷纷回京了。
各省的事先放下，咱们在回过头来看京师。
随着东方商行对蜂窝煤炉的销售和订单的逐步交付，蜂窝煤的生产明显就有些跟不上趟了，扩大生产已是势在必行，于是朱由梼直接就在京西西山建了个东方商会石景山煤厂。
本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精神，除去十几名工头之外，剩下工人都是用的流民，以及其低廉的日薪和保量不保质的伙食，行丧心病狂的压榨之事，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展现的那是淋漓尽致。